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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古代金屬材料制品】銅鼓,傳承2700多年之久的傳奇 | 2023-03-07 |
| 文章来源：由「百度新聞」平台非商業用途取用"http://www.csteelnews.com/special/602/606/201207/t20120706_69042.html" 青銅是人類歷史上一項偉大發明，它是紅銅和錫、鉛的合金，也是金屬冶鑄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銅發明后，立刻盛行起來，從此人類歷史也就進入新的階段——青銅時代。中國的青銅時代，約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歷經夏、商、周3代，青銅進入極盛時期。 銅鼓是中國南方與東南亞少數民族的傳統的樂器之一。據考古資料表明，最早的銅鼓是萬家壩銅鼓，發源于云南，年代約為春秋時代，至今已經有2700多年。而在這一時期，中原的金屬冶鑄技術正在發生著大轉變。中原發達的冶鑄技術不斷地傳播到欠發達的南方地區，從而促進了銅鼓朝著多樣化、精美化發展，也保證了銅鼓的長盛不衰。 一、冶煉技術的發展為銅鼓鑄造奠定了基礎 沒有冶煉技術的不斷發展，就不會有古代高超的青銅藝術。冶煉技術是青銅藝術的物質載體，只有當冶煉技術發展了，才能提供比例合適的銅來制作器物。晉曹毗《詠冶賦》中的著名詩句“冶石為器，千爐齊設”就真實描繪了我國古代冶鑄生產的情景。 1、掌握了較先進的煉銅技術 冶煉青銅的過程較復雜，大概是先把選好的礦石加入熔劑，再放在煉爐內，燃木炭熔煉，等火候成熟，取精煉銅液，棄去煉渣，即得初銅。初銅仍比較粗，需再經提煉才能獲得純凈的紅銅。紅銅加錫、鉛熔成合金，即是青銅。我國古代最初是使用自然銅，商代早期已能用火法煉制銅錫合金的青銅。已知商周時期的煉銅技術有氧化銅礦物還原，硫化銅礦物經死灰去硫還原、精煉和硫化銅礦物造硫再予吹煉得銅這三種方法可分別簡稱為“氧化礦——銅”法，“硫化礦——銅”法和“硫化礦——冰銅——銅”法。奴隸制度瓦解后，青銅制器在社會與生活中的作用被削弱了，但沒有消亡，相反在冶鐵技術的影響下，青銅冶煉方法得到了提高和發展，加強了火法冶煉技術。約在西漢以后，對于一些成分較復雜、品位較低的礦物，有了處理的辦法，冶煉技術有了進一步提高。如東漢時期就能處理品位很低的黃銅礦(CuFeS2，古代叫做鍮石)。它的品位只有銅5％，要經過復雜的破碎沖洗砂過程，然后才能入爐煉。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運城東漢礦冶遺址就曾發現這種礦石，肯定是用來冶銅的原礦。南北朝開始認識和掌握水法煉銅(即膽銅法)，銅的獲得有了更多的來源。硫化銅礦的使用，說明了冶銅技術的發展與提高，《淮南萬畢術》就記載了“曾青得鐵則化為銅”。到了北宋，這項技術得到大規模應用。南宋時期，由于社會、資源以及技術等方面的原因，這一煉銅方法更有進展，膽銅產量曾經占全國銅產量的85%，成為當時主要的冶銅工藝。《天工開物·五分篇》銅條有：“凡鋼質有數種、有全體皆銅，不夾鉛、銀者，洪爐單煉而成。有與鉛同體者，其煎煉爐法，旁通高低二孔。鉛質先化從上孔流出，銅質后化從下孔流出。”這就增加了冶煉的復雜程度。 2、有較先進的熔爐、鼓風器等工具和耐火材料 熔煉金屬離不開熔煉爐、鼓風器、燃料、耐火材等必要的工具和材料。青銅冶煉技術的發明，是燒陶豐富經驗的繼續，最原始的熔煉爐當是直接借鑒陶窯。把世界其它地區早期煉銅技術和中國出土遺存相比較，可推想中國最早也是用地爐和坩堝煉銅的。考古發現，殷周及往后，有小型的陶質煉鍋(將軍盔)，也有大口陶尊類中型的煉爐，到春秋戰國時期便出現了直徑達1米，高1.2—1.5米的豎式熔爐，為鑄造大銅器創造了條件。位于湖北省大冶的銅綠山春秋煉銅豎爐使用多種耐火材料混合后逐層夯筑，防潮保溫等技術措施都很有特色。化學成份分析表明，銅綠山早期煉渣和現代煉銅渣屬于同一類型，成分相近，渣內含銅量較低（現代采用鼓風爐對氧化礦進行還原熔煉，渣的含銅量一般為0.7%～1%），流動性好。所得銅料含銅量高，含鐵量較低，足以證明該時期已成功地解決了煉爐構筑、保溫、爐料整備、配料、鼓風、工藝操作等一系列問題，達到了較高的技術水平。 在我國古文獻中有不少比喻涉及到鼓風器，古籍稱鼓風設備為“排橐”，或簡稱叫“排”。如《墨子·備穴篇》中說：“灶用四橐”；戰國時著作的《老子道德經》說：“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出，動而愈出。”這是把宇宙整個空間比作鼓風器，“橐”這種大皮囊富于彈性，常是鼓起來的，越是推動它，空氣越從皮囊里吹出來。在殷商、東西周時期的一些鑄冶遺址內曾多次發現陶質風管殘骸說明送風已采用風管，為獲得高溫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山東滕縣宏道院曾發現一塊東漢時期的畫象石——冶鐵鼓風爐圖，說明早在商周及春秋戰國時代鼓風是使用一種獸皮制作的特制大皮囊這種簡單形狀的鼓風器。《吳越春秋·闔閭內傳》有“……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及濡”。漢代以后豎爐遺址發現四周都有風口通存在，這種大型化與多管送風的操作是使我國較早較快發展鑄冶生產的重要原因。由于冶鐵技術的發展需要，東漢早期發明了水排，它是南陽太守杜詩(？—38年)在總結勞動人民實踐經驗基礎上發明出來的。因為它“用力少，見功多”(《后漢書·杜詩傳》)，所以大家樂于使用。三國時期便把它推廣開了。在魏國官營冶鐵作坊中，用水排代替過去的馬排、人排，四季不歇。水排不但節省了人力、畜力，而且鼓風能力比較強，因此促進了冶鐵業的發展。冶銅業也大量采用這種新技術。 隨著不同社會時代的需要，銅鼓體積經歷了由小到大，又由大到小的過程，小的有5、6公斤，大的有3、4百公斤。現收藏于廣西博物館內的世界銅鼓之王——北流型101號銅鼓鼓足絕大部分已經殘缺，但殘重仍達300公斤。今天保藏在博物館和留傳在民間的銅鼓保守估計不少于3000面，由于各種原因(如文革)毀壞的銅鼓則無法估算。如此多的銅鼓必需有充足的銅料，因此只有掌握了較先進的煉銅技術和有較先進的冶煉工具及材料，才能為銅鼓的鑄造打下基礎。據考證，各種類型銅鼓的礦料絕大多數來源于其分布區域內的礦床，是就地取材，就近鑄造。云南早期銅鼓的礦料幾乎來源于滇池一帶；麻江型銅鼓礦料主要來源于滇黔交界地區；北流型銅鼓和靈山型銅鼓的礦料來源于廣西北流銅石嶺及其鄰區。 云南古代盛產銅礦，對此古代史籍中都有記載。如《漢書·地理志》、《后漢書·郡國志》等等。1984年，金正耀先生以鉛同位素比值檢測法，對著名的河南安陽商代婦好墓中的部分青銅器進行了檢測，結果表明其原料與云南東川出產的銅礦的鉛同位素比值最為接近，實際上反映了西南地區銅錫礦原料輸入中原的事實。因此提出，殷墟時期黃河流域的青銅生產使用了來自云南東部亦即中國西南地區的金屬礦產資源。這也間接證明了云南為中原大量輸送豐富的銅礦資源的同時，也進行了技術交流，帶回了中原先進的冶鑄技術。并且很快就掌握了相當水平的青銅冶鑄技術，為云南古代青銅文化輝煌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使得滇族制作大型和復雜的青銅器成為可能。 北流縣銅石嶺漢代采銅遺址是1966年地質普查時發現的。廣西博物館考古工作隊進行了多次試掘，開了六條探溝，揭露面積200余平方米，發現煉爐14座，坑9個，排水溝2條，采集到鼓風管、銅渣、銅錠、銅礦石、木炭、陶瓷碎片等遺物。對遺址和遺物的調查研究表明，用礦石主要為孔雀石，煉爐為圓形，煉渣為玻璃狀片或碎塊，渣中含銅量僅0.5%。北京鋼鐵學院（現更名為北京科技大學，下同）冶金史研究室的專家們根據鼓風管風箱的鼓風量進行推算，當鼓風量在達到每小約55立方米的情況下，每座煉爐日產銅約18千克，假定每年工作日為180天，則每個煉爐年產銅可達3.2噸。這一遺址所用冶銅設施和工藝，大體可反映華南地區該時期采銅、冶銅的技術水平，且和湖北銅綠山、云南東川、湯丹所用“硫化礦——銅”工藝相近，具有一脈相承的歷史聯系。 3、掌握了合理的銅合金配料比例規律 青銅中，銅和錫的成份比例，依所鑄器物的用途不同而不同。錫加少了，銅的硬度達不到使用標準，加得太多又會使銅太脆，缺乏韌性。現有考古資料表明，我國早在夏代(公元前二十一世紀到公元前十六世紀)就掌握了紅銅冷鉛和鑄造技術，夏末商初(公元前十六世紀到公元前十一世紀)就有了青銅冶煉和鑄造，商代中期以后就創造了高度發展的青銅文化。在當時中國已經認識到合金成份與青銅的性能用途之間的關系，并于春秋時期將其總結成文字，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合金配比的科學著作——《考工記》，其中記載“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六齊”的成分配比規定是我國古代青銅技術高度發展的表現，其成分配比規定和現代科學的基本原理是完全相合的。我們知道銅錫合金的含錫量是百分之十四左右的，色黃，質堅而韌，音色也比較好，所以宣于制作鐘和鼎。銅錫合金含錫量是百分之十七到百分之二十五，強度、硬度部比較高，所以宜于制作斧斤、戈戟、大刃和削殺矢。斧斤是工具，既要鋅利，又要承受比較大的沖擊載荷，所以含錫星不宜太高，否則太脆。戈乾、大刀、削殺矢都是兵器，都需要鋒利。戈戟受力比較復雜，對韌性要求比較高，所以在兵刃中含錫量最低。大刃既需要鋒利，也要求一定的韌性以防折斷，所以含錫星比較高而又不太高。削殺矢比較小，主要考慮銳利，所以在兵器中它的臺錫量最高。銅錫合金合錫且是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三十六的，顏色最潔白，硬度也比較高。色潔白，就宜于映照；硬度高，研磨時效不容易留下疤痕。所以這種銅鋁合金宜于制作銅鏡和陽燧。 對于銅鼓的合金成份，已經有很多專門的研究。據統計，按照合金成份的不同，銅鼓可分為紅銅、錫青銅、鉛青銅三種類型。紅銅所含錫、鉛都在2%以下，其中萬家壩型和石寨山型銅鼓各有2面紅銅鼓。錫青銅的含錫高于2%，含鉛低于2%，錫青銅鼓主要是萬家壩型銅鼓和石寨山型銅鼓。鉛錫青銅是三元青銅，鉛錫含量都高于2%，成熟期以后的銅鼓絕大多數是鉛錫銅鼓，如冷水沖型銅鼓，其合金元素含量的頻率分布集中在含銅量75%—80%，含錫量5%—15%，含鉛量10%—25%的范圍內，屬于高鉛的三元合金鼓。麻江型銅鼓合金元素含量的頻率分布則集中在含銅量75%—80%，含錫量10%—15%，含鉛量0%—10%的范圍內，屬于高錫低鉛的青銅鼓。 從變化與時代的關系上看，大致的發展是錫的含量在春秋時代很低，戰國以后不斷增加。錫與鉛含量的總和也是從春秋、戰國到南朝不斷增加。唐宋到清代錫、鉛、銅比例變化不大，趨于穩定。合金成份之所以有這樣的變化社會的發展與銅鼓的社會功能的變化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 在古代世界中，我國青銅技術的產生并不是最早的，但發展很快。除資源等方面的原因外，在技術方面至少有兩點，首先是我國很早就掌握了金屬冶煉所需要的高溫技術；其次是很早具有了水平比較高的合金技術。世界上不少國家在公元前二三千年就進入了青銅時代，但發展緩慢。我國卻不是這樣。我國人民一旦發明了冶銅技術，很快就具有豐富的合金知識，并且迅速地把整個青銅技術推到更高的階段。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經過長期的勞動實踐，總結出了青銅冶煉比例和火候，這是經驗的積累和智慧的結晶。完美的冶煉技術，為我國青銅藝術的繁榮和發展創造了不可或缺的載體。 二、先進的鑄造工藝為銅鼓設計及裝飾提供了手段 青銅鑄造技術是青銅裝飾藝術發展的手段。我國銅的鑄造經歷了冷鍛和熔鑄兩個階段。冷鍛是最初階段，河北大城山遺址及甘肅齊家文化遺址發現的許多紅銅制品，如刀、指環、錐鑿等主要以冷鍛加工制成，但從發現的銅渣來看，當時己初步掌握了熔煉技術，但由于紅銅的熔點高、質地軟等缺點，使冶銅技術很長一段時期得不到發展，從而一直使用石器和陶器，處于銅石并用時期。 青銅的制作由冷鍛發展到熔鑄，是工藝上的一個巨大的飛躍。熔鑄技術又分為許多階段，它每前進一步都造就了藝術上的飛躍。 1、單范與合范 青銅鑄造容器最早是使用單范制作簡單的工具和容器，而制作空體容器則需要用合范法，合范法為容器的使用功能提供了造型上的可能性。空體容器的大體做法要經過三步，即造型、翻范、合范。造型就是先用細泥做出器物的樣子，然后在上面雕刻紋樣，紋飾凹下去的部分用刀直接刻畫，凸出來的部分用泥貼塑，泥模做好烘干后，就要制作澆鑄時用的內外范，即翻范，翻范是把澄濾過的細泥調制好，按附在前面所制模型的外部，使模上花紋反印在泥片內做成外范，內范的制法可將原來的泥模刮去一層，刮去的厚度剛好是器物所需的厚度。內范也可另外制作以保留原模。最后一步是合范，合范是把分片制成的外范合攏在一起，使合成一器物外腔，在中心加人內范，形成空腔。內外范接觸處設子母扣以防錯位。這樣的鑄造方法就能鑄出帶有花紋的、造型均勻的容器。大約商代以前的青銅器是使用這種方法制作的，但對于較復雜的器形，這種鑄法就不免顯得有些乏力了，所以商代又發明出分鑄法。 2、分鑄法 分鑄法是商代出現的，到西周及春秋早期，絕大部分銅器的附件都采用分鑄法，這是青銅制造工藝的一個突出的進步，這種工藝使青銅器的造型達到了隨心所欲的程度。該工藝在制范時，仍然要先做一個完整具備附件的模(或稱之為“母范”、“母形”)，再從這樣的整模上翻范。到春秋中晚期，才進一步發展到器身與附件分別單獨做模。這種將器身和耳、足、紐等附件分鑄，再用熔鑄法或焊接法將其合為一體的方法，稱為分鑄法。如商代晚期的“四羊尊”(湖南寧鄉出土)的羊角就是分開鑄成后，嵌入羊頭的外范內再澆合在一起。這種鑄法使青銅器的裝飾手法從平面、半立體走向立體。 3、焊接法 與分鑄法密切相關的焊接法，雖然早在西周時期就已發明，但比較普遍的使用似乎是從春秋中期開始的。河南新鄭出土的蓮鶴方壺就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方壺以龍為耳，以獸為足，蓋上兩層向外張開的蓮瓣，蓮瓣中有一立鶴振翅欲飛，滿腹龍鳳紋，交互蟠繞，造型極其生動，若不是采用了分鑄和焊接的方法，是很難具有如此高的藝術表現力的。 4、失蠟法 失蠟法是一種鏤空技術。這種工藝是將易熔化的黃蠟制成蠟模，用細泥漿多次澆淋，并涂上耐火材料使之硬化，做成模型。烘烤后黃蠟熔化流出，形成腔形，用以澆鑄銅溶液。由于蠟可以精雕細琢，用這種方法鑄出的模型，十分精細，表面光潔，尺寸精確，可以做出復雜的立體鏤空裝飾紋樣，直至現代仍是世界上鑄造精密鑄件的方法，是我國金屬鑄造史上一次重要的技術革新。如果說分鑄法及焊接法是將青銅器物的裝飾從平面走向立體的話，那么，失蠟法則使這種立體的裝飾達到了隨心所欲的程度。古代蠟模制作工藝主要有兩種，撥蠟法和貼蠟法。撥蠟法又稱為捏蠟法、脫蠟法，是用可塑性好的蠟料，用手或簡單的手工工具，將蠟料壓、捏、拉、塑、雕成形。蠟模形狀全憑雕塑者創造。由于不用模具，避免了造型時起模的困難，還可由雕塑者制作多種多樣的形制和藝術珍品。南宋趙希鵠的金石學著作《洞天清祿集》記述了失蠟法的工藝過程，留下了世界最早記載失蠟法工藝的技術文獻： “古者鑄器，必先用蠟為模。如此器樣，又加款識刻畫，然后以小桶加大而略寬，入模與桶中。其桶底之縫，微令有絲線漏處。以澄泥和水如薄糜，日一澆之，候干再澆，必令周足遮護。訖，解桶縛，去桶板，急以細黃土，多用鹽并用紙筋固濟于元澄泥之外，更加黃土二寸。留竅，中以銅汁瀉入。然一鑄未必成，此所以為貴也。” 貼蠟法是把蠟料壓成與鑄件壁厚相同的蠟片，剪裁成鑄件需要的形狀和大小，貼在預先制成的內范(泥芯)上，形成器物的壁厚，如果表面有紋飾，可用紋飾模板壓印在蠟片上。這種制蠟模方法是用模板制紋，比撥蠟法手工塑蠟模簡單、快捷，適于成批生產或大型鑄件。明代宋應星《天工開物·冶鑄》記述失蠟鑄鐘工藝： “凡造萬鈞鐘與鑄鼎同，掘坑深丈幾尺，燥筑其中如房舍，埏泥作模骨。其模骨用石灰三合土筑，不使有絲毫隙折。干燥之后，以牛油、黃蠟附其上數寸。油蠟分量，油居十八，蠟居十二，其上高蔽抵晴雨，(夏日不可為，油不凍結)。油蠟墁定，然后雕鏤書文物象，絲發成就。然舂篩絕細粘土與炭末為泥，涂墁以漸而加厚至數寸。使其內外透體干堅，外施火力灸化其中油蠟從口上孔隙熔流凈盡。則其中空處即鐘、鼎托體之驅也。” 云南雖然不是我國最早使用失蠟法的鑄造青銅器的地區，但是運用失蠟法卻較早而且較普遍。在晉寧縣、江川縣出土的戰國西漢時期的青銅貯貝器上，有許多人物活動場景，例如“戰爭器蓋銅貯貝器”、“紡織場面器蓋銅貯貝器”、“殺人祭銅柱器蓋銅貯貝器”、“貢納場面器蓋銅貯貝器”的器蓋上，鑄有許多高度只有幾厘米的人物，比例勻稱，神情各異，不僅鑄出四肢五官，有的人物甚至須眉、鼻翼、眼窩都鑄造得栩栩如生。這很顯然是用失蠟法鑄造出來的，只有此法才能達到表面光滑、花紋精細、準確、清晰。在廣西，有大量的考古資料表明，最遲有秦漢時期就已經使用失蠟法。泰國國家圖書館有一份《銅鼓制作全書》緬方材料，記述了緬甸克耶邦用失蠟法鑄造西盟型銅鼓的工藝流程。據《緬甸百科全書》載，緬甸的銅鼓鑄造技術是5百年前從中國廣西壯族中傳過去的。 5、成熟的雕刻裝飾工藝 在青銅鑄造工藝日益成熟的同時，器物表面的裝飾技巧也逐漸豐富起來了。商周時期是在器模上雕紋，進行器物表面的裝飾。而到春秋中晚期，則進人了印紋階段，這是鑄銅工藝的另一個重要改進，就是趁鑄造用的范尚未干時，用刻出基本花紋的印花模子，反復壓印，每一印形成一個圖案單位，以此方法印鑄出連續的花紋。這種鑄法的出現，節約了鑄造中裝飾紋樣的制作時間，同時又使裝飾紋樣呈現出了秩序化、條理化的形式美感。在所有的銅鼓中，除了萬家壩銅鼓的花紋稀少粗糙以外，其他種類的銅鼓的裝飾花紋都非常精美。既有繁雜多變的幾何紋樣，也有各種栩栩如生的飛禽走獸，更有能深刻反映當時社會生產、生活的人物活動圖。制作方法也靈活多樣，常用雕刻法、滾壓法、印痕法等。 據考古資料顯示，嶺南地區在距今3000年前左右就有自己的青銅鑄造技術了，但是，這種鑄造技術是相當原始的，鑄范基本上是用砂巖制成。因為砂巖受石質的限制，既不能制造大型的范，又不能在它上面雕刻精致的紋飾，只能鑄造小件青銅器，而且多是素面的，或是只有簡單花紋的青銅器。大件的，薄胎容器和裝飾花紋復雜細致的銅器還得從外地輸人。如在在廣西武鳴縣馬頭鄉勉嶺發現商末周初的銅卣和銅戈，在桂北興安縣出土過周初銅卣；在廣東曲江、佛崗發現過西周銅饒，信宜出土過西周銅盉，這些銅器大多具有中原文化色彩，很可能是直接從中原地區傳入的。 中原先進冶鑄技術的傳入，大大縮短了嶺南先民掌握青銅冶鑄技術的過程。進人春秋戰國時期，嶺南地區青銅冶鑄業有了較大的發展。從考古發現來看，青銅器出土的地點明顯增多，還發現許多隨葬銅器的墓葬。如廣西恭城、武鳴、賓陽、平樂、象州、岑溪、田東，廣東懷集、四會、羅定、清遠、和平、德慶、肇慶、廣寧、封開等地所出土的隨葬銅器，無論體積、裝飾、精細程度等，都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鑄造這些青銅器，用砂石范顯然是不行了，必須用泥范或者石范與泥范結合。觀察這些青銅器，推測當時已采用單范、多范、復合范.鑄造工藝有渾鑄法、鑄接法和鑄后焊接法，并且掌握了熱處理和退火工藝。說明嶺南的青銅鑄造水平得到了較快的發展。秦統一嶺南后，大批先進冶鑄技術更是源源不斷地注入嶺南，促使該地區的青銅鑄造工藝達到新高峰。 三、鑄造銅鼓所用的工藝 豐富的鑄造技術讓古人能夠得心應手地運用多種技術來鑄造銅鼓。合范法、分鑄法、渾鑄法、失蠟法、雕刻法、滾壓法、印痕法，等等都能在銅鼓上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來。鑄造銅鼓時往往將合范法與失蠟法結合使用，用合范法做鼓身，用失蠟法做鼓耳和各種動物塑像。北京鋼鐵學院研究室曾分析過80面銅鼓的鑄造工藝，其中采用泥型合范法的有73面，占91.2%；采用失蠟法的有5面，占6.3%；鑄造方法不明的2面。 鼓耳與鼓身的結合有3種方法。第一種是用整鑄法和鼓身一起鑄成，如萬家壩銅鼓耳根部沒有任何焊接痕跡，顯然是采用此法。第二種是銅鼓耳范單獨做成后，與鼓身范組合在一起，用渾鑄法一次鑄成。第三種是采用分鑄法，先用鼓耳范單獨澆注成金屬鼓耳，然后嵌入鼓身范。當澆注銅鼓鼓身時，灼熱的銅水將金屬鼓耳兩根部與鼓身鑄接為一體。 銅鼓上的青蛙、乘騎、馬、牛、鳥、龜等塑像裝飾，結構復雜，做工精細，從痕跡上分析，應是采用失蠟法鑄造成型，再用多塊范組合的渾鑄法把它們鑄接到鼓體上去。令人有點遺憾的是在中原先后出現的鑲嵌工藝、線刻工藝、錯金銀工藝、夔金工藝中，運用于銅鼓鑄造的似乎只有鑲嵌工藝和線刻工藝。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受中原先進的青銅編鐘調音技術影響，南方的銅鼓調音技術也在一定程度上發展起來，主要表現在對北流型和靈山型銅鼓的調音上。可以說南方銅鼓調音技術是中原先進的青銅文化傳承發展。［18］ 綜上所述，南方的銅鼓雖然土生土長，卻離不開中原先進的冶鑄技術。青銅工藝歷經冶煉、鑄造技藝的發展，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鐵器的使用使青銅器由繁盛走向衰落。秦代以后，盡管青銅器的高峰期已過，但青銅器的藝術生命并未完結，銅鼓在青銅藝術的頹敗之初誕生、發展并傳承至今，寫下了青銅藝術的新篇章，使人贊嘆不已。（作者系廣西民族學院教授萬輔彬） 關鍵字標籤：Copper Bronze Centrifugal Cas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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